为什么西班牙的政权交接在民主化进程开始仅仅几年就能够和平过渡

10 月 21 日，西班牙首相马里亚诺·拉霍伊（Mariano Rajoy）宣布收回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自治权， 解散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并在6 个月内启动地方选举。20 天前，加泰罗尼亚地区举行了独立公投，超过 228 万人（即 43% 的加泰选民）参与了投票，其中超过 90% 支持独立。这是加泰罗尼亚历史上的第二次公投，赞成独立的投票率比 2014 年那次上升了 10 个百分点。但是，西班牙宪法法庭不久宣布该结果不合法。两方的冲突愈演愈烈，局势十分严峻。《纽约时报》评论称，这是自 1970 年代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的独裁统治结束以来，西班牙民主制度面临的最大考验。佛朗哥结束西班牙的独裁统治是在1975 年 11 月 20 日。那一天， 独裁统治西班牙 36 年的 83 岁独裁者逝世。两天后，由他 1969 年册立的储君、 37 岁的胡安·卡洛斯一世登基加冕，宣誓成为西班牙国王。而从这一年开始，西班牙只用了短短 7 年时间，在国王、首相与社会等因素的共同促成下，开启并且成功地完成了卡洛斯国王宣称的“不流血的、非暴力的民主化进程”，成为 20 世纪世界政治史上最耀眼的民主转型奇迹之一。在他看来，佛朗哥的远见、胡安·卡洛斯国王的坚定推动、首相苏亚雷斯的政治技巧、反对派的理性与克制、相对独立的司法所营造的稳定社会、适度开放的媒体、具有民主精神的宗教团体等，所有这些都不是可有可无的。正是这一切才组装起了一列装备精良、性能良好的西班牙民主转型高速列车，才能成功地摆脱专制后遗症下帝心引力的纠缠与干扰，顺利通过汹涌湍急的历史峡口，进入民主政体的开阔海面，直至今日。而今天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独立公投运动，也正是 40 年前那场成功的民主转型时似曾治愈的痼疾复发。萧瀚评介了英国历史学家保罗·普雷斯顿（Paul Preston）关于西班牙转型的作品《民主的胜利：西班牙政治变革的进程》（The Triumph of Democracy in Spain）。他认为，这本书因其详细全面的介绍并且分析了西班牙民主转型的前因后果，已成为该领域研究的入门和必读书。要理解现在加泰的独立运动，得回看 40 年前那场民主转型最近，西班牙王国的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独立公投运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其火热程度甚至已涉低度暴力。不言而喻，这已经引发了西班牙一轮新的宪政危机。对西班牙近现代史有所了解的人，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这是 40 年前那场成功的民主转型时似曾治愈的痼疾复发。1975 年 11 月 20 日，独裁统治了 36 年西班牙的佛朗哥去世。 11 月 22 日，由他 1969 年册立的储君、 37 岁的胡安·卡洛斯一世登基加冕，宣誓成为西班牙国王。在此后短短的七年时间里，西班牙开启并且成功地完成了卡洛斯国王宣称的“不流血的、非暴力的民主化进程”，成为 20 世纪世界政治史上最耀眼的民主转型奇迹之一。即便如此，这场总体上实现了“不流血的、非暴力的民主化进程”，七年路途上依然波诡云谲，稍一不慎，改革的巨轮就可能倾覆甚至没顶。且不论巴斯克地区的武装恐怖组织埃塔（ETA）对民主转型时时刻刻的威胁， 1981年的特赫罗（Antonio Tejero Molina）上校“2.23”军事政变若无国王个人挺身挽狂澜于既倒，转型可能就此夭折，就是此前说服工人社会党、共产党汇入转型洪流也不是轻而易举之事。如任何一次成功的民主转型，西班牙的成功经验也是无数人勇敢与智慧的集体结晶。英国历史学家保罗·普雷斯顿（Paul Preston）研究西班牙历史 30 多年，尤以西班牙内战史的研究著称，与西班牙民主转型相关的著作，则有《民主在西班牙的胜利》（1986）、《佛朗哥传》（1996）、《胡安·卡洛斯：引领西班牙从专制走向民主》（2004）等著作，其中出版于 1986 年的《民主在西班牙的胜利》（即The Triumph of Democracy in Spain，中译本已由上海科学院出版社 2017 年 2 月出版，书名为《民主的胜利：西班牙政治变革的进程》，译者为李永学），因其详细全面地介绍并且分析了西班牙民主转型的前因后果，已成为该领域研究的入门和必读书。《民主的胜利》的章节篇目就简要概括了西班牙如何从佛朗哥时代顺利过渡到工人社会党赢得大选执政的冈萨雷斯首相时代，这其中经历了六个阶段，即佛朗哥后期的布兰科拖延阶段（1969-1973）、纳瓦罗的挣扎阶段（1974-1976）、苏亚雷斯的协调阶段（1976-1977）、苏亚雷斯的民主黏合阶段（1977-1979）、苏亚雷斯谢幕的民主换新阶段（1979-1981）、冈萨雷斯的民主巩固阶段（1981-1982），这六个阶段中，有四个阶段是在佛朗哥去世之后发生的。这六个阶段的民主转型历程是由佛朗哥时代形成的各派政治势力以及政治舞台上重要政治角色的理念与行动决定的，但更全面的转型过程则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历史包袱的成功减负。漫长的转型，事实上要从佛朗哥上台前的西班牙第二共和国说起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西班牙民主转型，事后看来十分成功，而且迄今都是稳定的君主立宪制，但它不是第一次民主转型，故而需要回溯到更早的时代才能看得真切些。《民主的胜利》一书并未涉及 1969 年之前的历史，但历史的延续性当是不言而喻的。在雷蒙德·卡尔（R.Carr）主编的《西班牙史》一书中，塞巴斯蒂安·巴尔富尔（S.Balfour）执笔的最后一章就是从 1931 年写到 2000 年，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在崭新的西班牙，与过去的和解仍然是一项未竟的事业。”第二共和国的历史以及内战的历史、 36 年佛朗哥统治的历史，都是 1976 年开启民主转型时的西班牙所承载的重负，稍有不慎，这些历史重负就会让改革的列车车毁人亡。西班牙自 1898 年在美西战争中惨败之后，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昔日的“日不落”荣光不再，内政也陷入经济低迷、政局混乱。 1875 年以来的立宪君主制由此遭遇危机，天主教势力和军方的轮流独裁都没能激浊扬清、振衰起敝。在遍地文盲的时代， 1887 年即开始实行的男公民普选权，不但没有能够使西班牙迅速走向民主，还因缺乏配套制度（例如独立而有权威的司法）而仅仅为寡头政治或独裁政治背书，甚至诱发民粹性的全面左右分裂。经过 30 年的动荡政局，由现实所激发的激进共和运动越来越成为一股无人可挡的潮流，但另一方面，如英国历史学家马丁·布林克霍恩（Martin Blinkhorn）在《西班牙的民主与内战》一书中所说的，“很明显，到 20 世纪 20 年代早期，君主专制政体无力以其现存方式成功地解决从‘寡头’自由主义向真正民主的艰难过渡。”其实，并不仅仅是王室没有这一能力，当时的任何一股社会力量也都没有这样的能力，于是，西班牙虽然没有立刻像 1789 年时的法国那样“权力掉在了地上”（法国历史学家泰纳语），但像一切动荡之所，缺乏健康力量主导转型过程的地方，最终都会被其中某个立场的极端派别所左右。来自：豆瓣在西班牙，这一势力就是极左“共和”派。 1930 年 8 月，共和各派在圣塞瓦斯蒂安签署了一份旨在推翻君主制的公约， 2 个月后，左翼社会党加入“革命委员会”， 12 月，左派军官发动阿拉贡起义，虽未成功，但已足以震撼国王阿方索十三世，政府于是决定推行选举和代议制。 1931 年 4 月 12 日的选举中，混杂了共产主义、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左派势力的共和派大获全胜，阿方索十三世因为“不想再看见西班牙流一滴血”而自愿流亡，君主制终结。1931 年 4 月 14 日，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成立，革命委员会接掌政权，充任临时政府。这个名为民主共和实为极左翼的政权，由于推行了包括国有化、土地公有制、定额定时工资制、废除天主教等一系列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导致国内左右两端的进一步极化撕裂，同时，由于激进政策也并不容易推进，又进一步激起底层的不满，而缺乏司法权威的共和国对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右翼民粹主义者都缺乏行为管束的能力，左右两翼之间于是爆发了持续的暴力冲突，而且冲突的钟摆一直在中线的两侧大幅度回荡，共和国因此徒有其名。1932 年第二次大选后，第一届左派政府下台，右派上台，执政两年期间，右派进行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政策调整，例如发还被充公的土地、释放之前因武装反叛而入狱的右派人士等，废除了前两年大部分的左派改革立法，这引起了左派的极大愤恨，分裂的左派因而集结组成主体为共产党和工人社会党的人民阵线，并在1936 年的大选中再次获胜执政。1936 年 2 月 19 日，政权顺利交接后，极左民众要求新的左派总统阿萨尼亚推行更左的政策，在未能得到满意结果后干脆自行暴力抢劫，监狱中被关押的暴乱分子在狱中发动暴乱，新政府不但没有平息，竟然未经议会许可索性释放了他们，于是，新旧罪犯们抢劫富人财产，哄抢土地，而新政府再次发布文告，承认他们的行动合法。新政府对无政府主义暴力犯罪的怂恿与支持的同时，虽然也一直在呼吁各方停止暴力，但言行不一使得他们丧失了公信力，而这也终于彻底激怒了右派，他们开始呼吁军方出来维持秩序。左右双方都朝向极端发展，当时的西班牙已经无法让人保持中立，双方都极力撕扯，逼迫中间派别归附己方。恰在此时，一位左翼军官被右翼暗杀引发了左翼报复性杀害右翼著名议员卡尔沃·索特罗，右派葬礼集会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游行，新政府开枪打死两人，这一事件导致右派对政府和议会彻底丧失信心，并直接促成了莫拉将军和佛朗哥将军反对政府的军事反叛。 1936 年 7 月 17 日，两位将军发表了一个声明后起兵向马德里进军，拉开西班牙内战的序幕。博洛滕，来自：维基百科正如西班牙历史学家博洛滕全面研究西班牙内战的巨著三卷本《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所展示的，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在政治上包括国有化、土地公有制等极左政策以及不肯服从法治的民间无政府主义左右民粹势力本身才是内战的罪魁祸首。随着事态的发展，这场残酷的战争成为世界内战史上最奇特的现象，即欧美的极左和极右势力都深刻介入西班牙内战，德意法西斯支持西班牙极右翼，而苏联及共产国际以及全世界的左派则支持西班牙极左翼，西班牙成为一个国际战场，西班牙内战成为二战的预演。内战持续了三年，至少有 60 万人丧生，更无论经济等所有领域遭受的可怕摧残。而在这一过程中，共和派内部的自相残杀尤其怵目惊心。亲身参与了西班牙内战的奥威尔，曾写过《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一书，对于西班牙内战中所谓进步的共和派有过深切的怀疑，极左共和派在内战中大规模残杀战友的暴行让奥威尔深感痛心和反感，此书因此成为他后来创作《1984》的母体。至于所谓的第五纵队，原本一句军方的玩笑话，结果成了与斯大林大清洗相关的左派捏造物，成为共和派大量残杀战友（包括因此屠杀的 1000 - 5000 名狱中政治犯）的遮羞布，这也早已为严肃中立的历史学家们所公认。正如奥威尔所写的，所谓的共和派，行极权之实，进行残酷的内部自相残杀。反倒是似乎臭名昭著的佛朗哥集团，并无这样的自残之举——这或许也是他最终能够赢得内战的重要原因之一。佛朗哥：不止是独裁者那么简单，他做了什么？德国记者瓦尔特·豪布里希曾在其著作《佛朗哥的与没有佛朗哥的西班牙政治》一书中将佛朗哥时代划为三期，“长枪党极权统治的开端时期（1939—1945 年），制度化的保守天主教时期（1945—1960 年）和技术贵族和开发规划人员的统治时期（1960—1973 年）。”（《佛朗哥的遗产——当代西班牙》第 20 页）正是西班牙内战的复杂性决定了发起内战并且取得胜利的佛朗哥，在其僭政的上述三个时期里，一直实行严格的反共政策，至死不休。佛朗哥最看重的是秩序，第二共和国以来纷闹芜杂的民主政治不但没有让西班牙走上民主之路，反倒跌入厮杀的深渊。无论从其个人权力的巩固意义上，还是国家的和平与稳定意义上，这一历史都让佛朗哥对民主政治嗤之以鼻，并且深为戒惧，至少他会认为在他在世期间，民主政治是万万不可行的。再开明的独裁者都会产生这样的想法。然而，佛朗哥并非不懂，经过内战的西班牙，社会裂痕并不会因为高压而消失，它只会蛰伏，并待机而动。佛朗哥在世时，依靠其军政府的铁腕，强行压制与取缔有组织的反抗，强行弥合那隐约可见的裂痕，一旦去世，这些裂痕可能就会被撕得血淋淋，顺着历史与当下的伤口血崩也并非不可能。此外，第二共和时期还留下两个极其麻烦的老问题，即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的地方自治问题。佛朗哥时代的高压政策所带来的虚假统一，在佛朗哥去世后，立刻被撕去伪装，成为此后民主转型进程中最棘手的问题，几乎所有的暴力、暗杀等恐怖主义活动都与此相关，而且随时可能终结转型之路。佛朗哥，来自：维基百科佛朗哥在世时，曾经通过其个人高超的政治手腕，避免了被拖进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在他统治的 36 年里，西班牙保持了相对的和平，即使在二战后到 1959 年前孤立的十年里，西班牙至少也是稳定的。加入欧共体之后，西班牙经济开始现代化， 1963 年- 1973 年间，西班牙发展成为中等发达国家， GDP 水平一度排名世界第十一。经济的自由化必定促使政治自由化，以佛朗哥为领袖的极右翼团体“民族运动”其实只是个弱意识形态的松散杂烩，被佛朗哥组织化改造后的“长枪党”作为唯一的合法政党，与苏联东欧等共产党国家相比，也只是个同样缺乏强有力意识形态和组织能力的民粹杂烩，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很容易被分化。佛朗哥时代后期，政治自由化其实已经暗潮涌动，佛朗哥集团也因此分裂，既有强势的军方以及像布兰科这样顽固坚持佛朗哥主义的技术官僚，也有像苏亚雷斯这种认为应当进行自由化和民主化改革的政治家，同时还有更多随时准备改换门庭的风派。1969 - 1973 年的布兰科内阁，以长枪党人为主要组成成分，“是一届为绞杀改革、粉碎反对派而特意设计的团队”（《民主的胜利》第 72 页，以下引文如无特别说明，均为本书内容，仅注页码），布兰科因此遭到埃塔的炸弹刺杀而亡；随后的纳瓦罗内阁，在前车之鉴下，极右派已经意识到他们可能是“纯粹佛朗哥主义的最后一站”（页 82），阿里亚斯·纳瓦罗内阁甚至在1974 年 2 月 12 日提出一项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改革计划，包括“政治思想意识的开放”以及市长和地方官员的选举。由于纳瓦罗内阁本身的犹豫与游移，也由于当时巴斯克地区日益猖獗的埃塔暴恐行动，使得局势几度重回高压肃杀状态，改革难以推进。正如豪布里希所概括的，“阿里亚斯总理治下的佛朗哥政权最后两年的特点是:小心翼翼的自由化尝试的失败，经济增长的戛然而止，和警察镇压的重新强化。”（《佛朗哥的遗产——当代西班牙》第 20 页）虽然普雷斯顿下述看法有夸张之嫌，但也说到了上述状况之外的预备性结果：“阿里亚斯笨拙的改革和伴随着这些改革的重手镇压也驱使左派走向团结。这种团结以及支持团结的民众战斗精神，是民主化过程的关键。”（页 133）于是，没过几个月，当佛朗哥去世后半年多，真正的改革就此启动。胡安·卡洛斯：一位独裁统治者用 20 多年时间培养了一位能领导民主国家的君主，为什么？了解了上述西班牙近现代史之后，或许才能明晰 1975 年佛朗哥去世之后的西班牙所面临的十字路口，至少如普雷斯顿所说，“无论右派或左派政治家，都很少有人能够以任何程度的准确性预测这个国家此后十年的政治发展”（页 1）。成功的西班牙民主转型是诸多因素综合的产物，是人力和幸运相伴生的结果。社会底盘永远是重要的，如普雷斯顿所过分强调的所谓左派的团结一致是此次转型的关键要素，但正如诸多其他的历史时刻，精英阶层及其代表人物的观念、思想与行动，也都同样重要，尤其是转型时代中拐弯的那瞬间，精英们如何操作国家的方向盘，甚至可能是决定成败的关键。西班牙民主转型在任何意义上都展示了这一点。1976 年 7 月 3 日，在枢密院主席、国王的导师费尔南德斯·米兰达（Torcuato Fernández-Miranda）这位宪法学家、律师的巧妙安排下，胡安·卡洛斯国王选中了苏亚雷斯当自己的首相，苏亚雷斯年轻但政治技巧娴熟，但在当时并不那么起眼。这一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西班牙民主转型的温和进程，国王做出这一选择所具备的人君素养，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佛朗哥执政期间着手安排的一个计划。保罗·普雷斯顿对西班牙民主转型过程的叙述，事实部分并无出入，这些都是公开可查证的，但在与此相关的转型之前的历史叙述并不完整甚至有些看法可能存在偏见，例如他在《佛朗哥传》（《FRANCO：A Biography》）中就将佛朗哥对胡安·卡洛斯的培养仅仅视为是为了“驯服民主君主制的威胁”（to tame the threat of a democratic monarchy），然而，普雷斯顿的这一说法无法解释佛朗哥对卡洛斯王子持续二十多年的职业国王的培养。卡洛斯，来自：维基百科早在1946 年，佛朗哥就开始着手安排胡安·卡洛斯的未来，当时卡洛斯才 8 岁，经过与堂.胡安（卡洛斯的父亲，阿方索十三世的第四子，有王位继承权）的谈判，卡洛斯于 1948 年 12 月回到西班牙，开始按照佛朗哥培养一个未来国王的计划接受教育。 1947 年，佛朗哥确立了西班牙为王国，而不是共和国，但佛朗哥既没有自我加冕，也没有要让自己的后代做国王的打算，从他后来二十多年对胡安·卡洛斯的态度来看，佛朗哥的堂兄佛朗哥·萨尔加多-阿劳霍（Francosalgado-Araujo, F.）的《佛朗哥私人谈话录》中涉及关于培养胡安·卡洛斯的内容，可信度是相当高的。例如，书中说，佛朗哥非常明确卡洛斯王子要成为一名国王，必须是在西班牙而不是在别国（以此保证他不脱离人民）经过严格的现代教育，内容包括数学、军事训练、在三军服役、上大学以及与西班牙各界头面人物的接触、从政等专业的国王训练。佛朗哥说，“如果胡安不准备让他的儿子受这种教育，或者他的儿子本人不愿意接受这种教育，王子就不必回西班牙来了，那就是说他愿意放弃继承王位的权利，我将对他不承担任何义务。……。如果你们认为我是在想把王子培养成为一个长枪党党员，这种看法我也不在乎。”（1954 年 12 月 20 日的记录）一周后，阿劳霍记录说堂兄来信发牢骚说从佛朗哥安排的教育情况看，自己简直不配做个父亲，佛朗哥因此说，“父亲教育儿子是一回事，培养王子治理国家又是一回事，如果他不愿意送他的儿子来，一位对君主制十分合适的王子就被白白埋没了。”（ 1954 年 12 月 28 日的记录）在佛朗哥的安排下，成年以后的卡洛斯王子作为储君，到处游历，除了在国内“到处露露面”，还两次周游世界，其间交往了各国许多政要。 1969 年 7 月 22 日，佛朗哥正式宣布胡安·卡洛斯为自己死后的继承人，以及未来的西班牙国王。1974 年佛朗哥重病期间，卡洛斯王子代行元首职责 45 天，处理一些日常事务。之前，卡洛斯王子初涉政治事务时，佛朗哥并不让他过多地了解细节，以免他沾染独裁时代的行政恶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