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政治民主化产生及其发展的原因

近代民主思想正是中国人民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逐步酝酿和产生的，但又不等于反帝反封的思想。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1、酝酿阶段：甲午战争前后，是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酝酿阶段。“鸦片战争一阵疾风，吹荡了沉寂的知识界，一批关心国家命运的仁人志士，看到了英美等国的政治体制与中国的不同之处：议会制度、总统禅让等。他们的思想深处，滋生着对民主制度的欣慕和对专制制度的不满之情。”随后，魏源、梁廷楠、冯桂芬、洪仁玕等人纷纷向中国介绍英美的民主制度，开始考虑如何以民主制度代替专制制度的问题。其实，早在清代初年清政府在制度安排上就出现了反民主的趋势。钱穆在《国史新论》中写道，“清代六部尚书、侍郎都可单独向皇帝讲话，然而除此以外，不论什么人，又都不许向皇帝讲话。比起明代来，布衣也可直接向皇帝讲话，这相差就太远了。清制又不许民间有公开发言权。当时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清廷在每个明伦堂里都置有一块石碑，卧碑上镌有几条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这三条禁令，恰好是近代西方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当西方人逐步走向民主、自由时，中国却一步一步沦为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致使明末清初的知识分子们猛烈地抨击清朝的制度，尤其是君主专制制度。但他们并没有明确提出民主这一概念，并且部分知识分子是从总结明朝失败的原因、“反清复明”这一立场出发，抨击清代君主专制的。应该说，他们的思想中包含了一些民主因素，对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产生起了铺垫作用。直到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民主思想才正式传入中国。这一时期，代表人物有洪仁玕、冯桂芬。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介绍了美国的民主选举制度，并“规劝洪秀全办事多与众人商量，不要独断”；从《资政新篇》我们可以看到，洪仁玕的主张，已经“开始联系现实，考虑如何解决君主专制所带来的弊端问题”；冯桂芬则指出，“中国不仅在军事方面，而且在内政制度方面也有不如西方的地方”，可见，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们已经开始从制度层面考虑中国与西方的差别问题。2、产生阶段：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戊戌变法时期，是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产生阶段。这一时期，“中西政制的优劣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胆地提出了变专制制度为议会制度的要求。”郑观应最早提出这一要求，他在《易言》中写道：所冀中国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体察民情，博采众议……故泰西政事，举国咸知，所以通上下之情，期措施之善……则长治久安之道，固有可预期矣。稍后，王韬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事实上，19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的有关西方政治制度的介绍，乃至有关学习西方君主立宪、议会政治的种种议论，其关键盖出于求“通上下之情”。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变专制政体为历险政体的主张，“已经成为主张改革的人们的普遍要求”。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洋务派中也出现了立宪思想，如郭嵩焘。他在出使英国以后，仔细研究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议院制度，明确提出要师法西方的立国之本，即民选议院。在这一点上，与早期改良派的思想不谋而合。总之，戊戌以前出现的种种学习西方民主制度的议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西方近代民主，民主理论的核心“主权在民”、“以法律限制权力”等等，对于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早期中国知识分子介绍的西方近代新思想，同当时西方传教士偶尔传译的民主理念也相去甚远。譬如《万国公报》1875年6月12日就发表了传教士林乐知的《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告诉人们：“泰西各国所行诸大端，其中最关紧要而为是拔之基者，其治国之权属于人民，仍必出之于民，而究为民间所设也。”这篇文章已经说明，按照西方民主理论，人与人是平等的，主权在民。然而这篇文章当时并未引起多大的反响。要从强大的专制主义传统中走出来，要摆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滨，莫非王臣”的传统观念，中国人还需要经过进一步的学习和启蒙：不仅包括理论的移值，还需要实践的教育，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发展民主、教育民众，推动中国近代民主思想走向成熟。3、发展和成熟阶段：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了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亦即民主理论的早期实践阶段。这一时期民主实践推动了近代中国民主理论的发展与成熟。戊戌变法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将先前开设议院的议论作为政治口号正式提了出来，同时传播了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自由、平等、博爱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严复的《辟韩》，郑观应的《原君》，都剥去了帝王神圣的涂彩，把帝王从天上赶回了人间。这时的维新志士们坚决地要求废专制，开议院，兴民权，他们把拯救民族危亡的热忱，对民主制度的向往，集中地通过民权宣传表达出来；他们猛烈地批判君为臣纲的谬说，把君臣、君民放在平等的位置上；他们坚决地表示，“今之策中国者必曰民权”，中国之政“当以兴民权为真际”。维新派开设议院的要求，与七八十年代郑、王德要求并无本质的不同，都推动了西方民主思想在中国的发展。戊戌变法是一场面对整个传统体制所提出的全面改革要求，是民主思潮高涨的产物。其有关召开国会、定宪法等主张已突破了专制主义的传统，虽然流产，但是，它是近代中国民主政治的第一次尝试。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重，清政府在人们心中的价值全失，革命思潮随之高涨，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获得了较大发展，其主要标志就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提出。最早提出这个方案的是孙中山，最早系统宣传这一方案的是邹容。这个方案根本上否定了封建专制，明确规定革命胜利后国家的民主性质，确立了人民的主权地位以及各种具体的民主权利，还提出了通过国民革命来完成这一任务的具体方法。在作者看来，这些都说明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获得了大的发展，并“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基本成熟”。应该看到，这一时期的民主实践，从戊戌变法到民国的建立，都无一例外地遭受了巨大的挫折。所有这些，都引导我们从更深层次的文化状况与现实条件中去寻找原因。4、转变阶段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启蒙运动，也是近代中国民主思想发展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以《新青年》为阵地，明确提出“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把斗争的锋芒指向维护封建制度的孔教。新文化运动向前迈了一大步，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人们的思想得到了空前解放；中国知识分子在运动中受到了一次民主与科学的洗礼，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得到了弘扬，推动了中国的自然科学的发展。后期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作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国内学术界对这一运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这一运动及之前的民主实践的失败，有力地证明了“资产阶级民主在中国已是明日黄花，万难行通”，于是，“在思想领域，社会主义民主开始取代资本主义民主成为人们的追求目标，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又翻开了新的一章。” 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曙光，他们逐步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颂扬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广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组织人民，将革命推进到了一个新时期，这一时期民主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综观整个五四时期民主的宣传与启蒙运动，我们应该看到，五四时期的民主论者，很少有人纯粹出于追求自由而要求民主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乃出于救亡和富强的目的而鼓吹民主。西方的自由、民主观念不过是用来启迪民智、使人觉醒的方略而已, 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现实”意义远不如其伦理意义来得重要。换言之, 鼓吹民主、自由, 并不是因为民主、自由思想在“五四”时期获得学理上和实践上的广泛认同, 而是很大程度上被视作启蒙变革的工具理性予以运用的。也就是说，近代以来，民主在中国从来没有被真正地实践过，更谈不上发展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制度了！因此，经历了五四运动的中国并没有从此走上民主的道路，直到今天，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仍然是一个任重道远的任务。整个二十世纪一百多年中国民主运动几起几落，迄无成就，不但说明在这个有两千多年专制传统的东方大国里民主力量之微弱，而且说明树起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的“五四运动”其实并未使二者在中国扎下根来。八十多年来民主之说充盈中国，其实不过是一句时髦的邀买人心的口号而已。我们不能不反思：这是为什么？